姚洋：共同富裕的根本是教育资源均等化

失败的原因在于，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实行人民民主，就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的宪法，不可能起到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作用。

三是中央集权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法治统一，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法律标准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117]许崇德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现行宪法之所以没有采取类似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就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统一是底色，差序是相对于内陆地区和汉民族而言，但它一定也是以统一作为前提，现行宪法明确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始终是主旋律和主题词。从历代经济上的抑兼并政策到铲除滋生豪强、地主的社会土壤，警惕领主的官僚化倾向和官僚的封建领主化倾向[126]中的地方腐败和消解中央集权，直到当前党中央指出，在全国统一市场建立过程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要素流动存在地方壁垒、地方准入门槛不一、地方政策差异过大等问题，[127]这说明社会主义大一统体制下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地方治理碎片化倾向。[85]这对于一个地域广阔而又郡县林立的国家的意义在于：一是保持稳定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应对公共支出，防止财政区域分权和地方化集中主义对抗中央，[86]甚至出现官僚制中的封建制。[21]二是统一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与具体标准。[12]这些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体，即在于将定于一的观念作为价值认同，而非依赖暴力与强制。

[133]近代以来，中国人立宪、行宪的意识固然受到异域文明的启发，但宪法内容的形成却绝不是偶然或照搬的，尤其是有关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部分， 它们一定跳脱不出我们自己的文明基座。[100]See R.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245. [101]参见陈楚风：《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29-143页。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监督，媒体是舆论监督的载体而非实质。

[19]习近平：《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2014年2月27日），载氏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第198页。这一平台的存在为建设统一监督平台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这一平台的影响力还有待增强，功能也有待进一步精进与优化。在党委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制定、实施反腐败工作的计划方针、各项制度和具体举措。就后者而言，微博、抖音等作为新型政治空间，监督言论层出不穷，倘若仅以人工审查方式收集言论，不免费时费力，相关人员负担过载。

[2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人民作为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也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直接实施主体。

[5]参见吴建雄：《开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现代化的新境界——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17页。换言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以往纪法、法法衔接不畅导致的监督盲区被打破，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问的情况得以改善，纪检监察机关可以用纪律和法律衡量党员干部以及公职人员的言行，一方面，对党员干部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15]参见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1954年4月），载氏著：《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32]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权限和方式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方面，现存多数舆论监督并非本文所指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属于对社会中其他各种不良现象的揭露。在经历报刊监督、广播电视监督后，新时代网络监督的诞生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借助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人民群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得以回归。长此以往，舆论监督或直接流产，或遭遇合法性危机。

推动平台一体化建设时，应借助现有中央、省、市、县（区）四级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平台，连通公安等职能部门以及各政务部门，规范信息提供、信息筛选和信息反馈。如前文所述，当常规性救济不足时，舆论监督就可能为了达成目的而扭曲真相，沦为集体非理性的狂欢。

然而，舆论监督在全面监督公权力的同时，有效展开监督的关键还在于区分监督的侧重点。最后，在形成强大舆论环节，若纪检监察机关已提前介入，可一定程度上避免舆论过度发酵导致过度监督。

基于上述对比分析，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纪检监察与舆论监督的耦合效应显得最为强烈。当然，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同样关乎人民的利益，有时也会引起巨大反响。现如今，人民借助微博、抖音等公共论坛发表言论，引起关注形成舆情，后倒逼公权力机关介入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确定舆论监督的关键与重点，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相结合，获得权威性支持与制度化转化渠道。将舆论监督与纪检监察相结合，是确保舆论监督发挥良好效果的应有之义。可以看到，一旦舆论监督信息进入纪检监察工作程序，就应适用相应的程序与期限规范。

[38]赵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8页。舆论监督信息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相结合时，于纪检监察机关内部，除信访举报部门外，相关信息可能还需在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部门流转，于纪检监察机关外部，必要时相关信息需移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

由此，舆论监督亟待建立起完备的舆论采集、分析和处置机制，以缓解舆论监督规制非制度化欠标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这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舆论监督需要建成一套科学的信息采集、研判和处置机制，以应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民主病。

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审计统计监督则通过例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程序来展开监督活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其发挥监督作用的领域较特定。

舆论监督与纪检监察相结合，能够借力于纪检监察在监督体系中上下贯通、形成合力的作用，以保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协调贯通。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监督体系的组成虽有变化，但监督体系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国的舆论监督是有方向的，舆论引导始终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载明，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这同样给舆论监督指明了方向，基于我国特殊的权力架构，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同样应该是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基于此，新时代我们需要关注的舆论监督应当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舆论监督。

具体来说，纪检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分级受理下列信访举报：对党组织、党员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控告。换言之，舆论监督首先应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不出问题。

我国的舆论监督属于以权利制约权力，根本不同于西方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能够从识别舆论监督重点、弥补体制机制缺失、提供权威性支持等方面赋能舆论监督。

未来，应推动建成统一监督平台，在微博等新型政治空间设廉政监督员充分收集监督信息。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舆论监督应当指向公众普遍关注、亟待解决并且在事实上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对监察对象不依法履职，违反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规定，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检举控告。具体而言，纪委的监督是党内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则涵盖党内党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监察体制改革后，以往的监督盲区被消灭，真正实现了监察全覆盖，实现了对公权力的全面监督，而舆论监督面向的正是所有公权力。

司法监督是监督体系中强制性程度最高的监督机制，也是维护公权力行使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可以实现舆论监督的最终转化，赋予舆论监督以监督合力。舆论监督发挥作用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舆论监督自身达成一定规模，形成社会压力以发挥作用。

基于纪检监察监督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强耦合力，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道路。即对于实名检举控告，信访举报部门应当在收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告知受理情况。

确有违法违纪问题时，应借助技术及时向全社会反馈结果并加强引导与宣传，避免出现监督天下知，处理无人问的情况，营造良好的社会效应。换言之，舆论监督是指不特定的公众或媒体在发现某个公权力行使者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时，发起监督的行为。